茶器具对茶文化的影响与贡献

　　在我国，由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影响，茶风始起，就被注入强烈的文化意蕴，形成了茶文化。继而，亦在茶的种植、采摘、加工、冲泡、品饮的过程中，凝聚起道德和美学意识，并予以程式化，形成一种具有独特的民俗礼仪特征的象征艺术-茶艺。作为茶饮形式的载体--茶器具，也理所当然地在茶文化的发展中，派生成对茶文化系统本身发展和演变具有一定影响与推动作用的次生文化。茶器具，就不会有茶饮的文化品位;没有茶器具的发展，就不会有茶文化的丰富提高。作为中国茶器具的紫砂器，更在茶文化的发展中，受到人们的珍视与关注，引导着茶饮形式在民族文化的艺术殿堂中蓬勃发展，折射了华夏文化的光辉。本文就此以对紫砂器在茶文化发展中的影响和推动，作一相互关系演变的概括性探讨。

　　茶器具——茶文化的派生物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神农本草》)。茶，就是古代的茶，这也是中国茶饮起源的最早传说，故唐代茶圣陆羽有“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说法(《茶经》)。但在中国茶史上，对茶器具的最早记载却要晚至西汉宣帝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僮约》所述：“烹茶尽具”、“[食甫]已盖藏”。在这里，已经有饮茶后将蔡具洗涤洁净，妥为收藏好的意思。不过，这时的茶具形态，我们无法从简洁的文字中再作进一步的了解。但至晋代，我们却可以从杜育《[艹舛]赋》中“器泽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推断出当时的饮茶方式茶叶品牌具特征。据熊寥先生考证，“器泽陶简，出自东隅。”意为饮茶时挑选浙江温州东瓯窑产的缥瓷茶具;“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指是是用类型似无柄葫芦瓢式的茶盏，取法先祖周部族(公刘)饮酒的方式饮茶。(《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这里的“器”与“匏”虽然指是都是饮茶用具，但我们仍很难将它们从日常生活的饮食用具中作为茶器具单独分离出来，因为茶器具的产生是和一定的经济生产力相联系的，当时的社会经济还没有达到茶器具形成单独需求的地位。同时，茶文化意识的发展，也没有要求茶器具单独存在。

　　对茶器具的完整描述和记载，直到中唐时期陆羽在其撰写的《茶经》中才算第一次完成。在《茶经》中，陆羽专辟“二之具”、“四之器”二章，前者茶具指的是采制茶工具，后者茶器才是指饮茶的用具，这里对“具”与“器”的称呼和我们今天的习惯用语相反，“器”指的才是我们今天饮茶的茶具。陆羽记录的茶具有廿十八件，大体可以归为六类：火具、煮具、杂具、水具、贮具，材质涉及陶、冶、竹、木、石、纸、漆等制品。陆羽对茶具的记载，不但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结，而且是划时代的对茶器具在茶文化地地位进行升华。

　　唐代是我国经济前发展的强盛时期，陆羽《茶经》是对唐代茶文化发展状况的完整概括与阐释。陆羽根据当时茶饮风尚茶叶品牌事规律，提出一整套的茶具、茶器、烹茶、品饮程式，表现出崭新的茶文化精神，这种茶文化精神正是通过茶器具在茶的吕饮过程中完成礼仪的需要所体现的。经济的发展形成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茶器具的分立和产生，赋予茶饮形式以新的文化内涵。陆羽对茶器具的记述在唐代的影响极其深远，以至在《封氏闻见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茶说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笼统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茶器具在唐的普及与推行，由此可见一斑。

　　饮茶之风，盛于唐，兴于宋。唐代盛行烹茶，宋代流行点茶，所以当时用茶多为饼茶，制作过程十分复杂。茶的饮用方式制约茶器具的发展，因此茶器具的形制、质地与构成必然反映时代特征和差异。唐宋及以前，茶器具的使用多为陶瓷茶具与金属茶具并有和，达官贵人甚至盛用金、银、铜制茶具，这里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生产力，表现了豪门竞奢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茶器具生产发展的进步以及茶器具在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茶器具的存在，是为了完成饮茶过程的礼仪风尚。用器的过程，即是茶的品饮过程，同时也是领受茶文化精神，内心深省民族传统意识的过程。唐宋时代繁复的茶器具，不但把中国的茶文化发展引向顶盛，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中国茶的文化内涵推进狭窄的胡同。这样，从茶的品方式到茶器具的发展，也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演变，中国茶文化原精神又将得到新的飞跃。

　　紫砂器的创始与兴起

　　宜兴，古名荆溪，因荆溪河得名。秦始皇灭楚，改名阳羡。晋惠帝为表彰周[王己]，改阳羡为义兴。北宋时，为避太宗赵光义讳，改称宜兴迄今沿用。宜兴盛产陶土，颜色多为绛紫，通称紫砂，亦有红、绿、黄、白等色，故又被誉为“五色土”。所做茶器具，多通称紫砂器。紫砂器的创始，有文字的记载，始见北宋诗人梅尧臣的诗名：“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器泛春华”(《宛陵集》)。其次，欧阳修也有“喜若紫瓯呤且，羡君潇洒有余清”的诗句(《欧阳文忠公集》)。1976年，在宜兴丁蜀镇羊角山古窑址发掘出大量紫砂陶片，其断代时间为北宋中期，这也是紫砂器始于北宋时期的佐证。

　　初期的紫砂，出自何人之手，已不可考。但紫砂器真正兴起在明代中期，这些不但有实物遗存，而且还有较可靠的文字记载。在中国古代茶书中，对紫砂器的记载始见万历十五年许次纡的《茶疏》：“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随手所作，颇极精之。”其后，在各时期的茶书中对紫砂顺的专门描述和记载陆续增多，并有系统阐述紫砂器的专著问世，明代周高起《阳羡名壶系》和清代吴骞《阳羡名陶录》是其中最著名的二种。

　　紫砂器兴起于宜兴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茶文化大环境陶冶下的突出成果，同时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变革的必然产物。宜兴是中国古代名茶产地之一，所产“国山[艹舛]茶”始于三国孙吴时期，著称于江南。唐代上元年部，阳羡茶更为“芬芳冠入他境”名列贡茶。诗人卢仝有诗为赞：“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全唐诗》)饮茶须好水，宜兴金沙泉在唐代就是与贡茶同时上贡的煎茶良泉。同时，据考古表明，自母系氏族社会起，宜兴就有制陶业存世，并一直延续到唐、宋、元、明时期的大规模生产。正是这种“绝无仅有”的茶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紫砂资源，造就出紫砂技艺，随着明代茶饮之风的变革，掀开了中国茶文化新的篇章，赋予茶饮艺术新的文化情趣。

　　明代初期，平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鉴于连年战乱、泰世初平，为体恤民情、减轻贡役出发，下诏废除团茶，改制叶茶(散茶)。朱元璋的这措施不但减轻了广大茶农为造团茶所付出的繁重苦役，也带动了整个茶文化系统的演变，茶的品饮方式发生根本变化，茶器具的构造也应运变异，使紫砂器异军突起，发展达到高潮，奠定了以后数百年至今不变的茶饮文化程式。

　　紫砂器与茶文化的交融

　　中国传统文化对茶饮的渗透，几乎涉及茶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各种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融会，给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九流十派，百家争鸣，儒道释三家并存，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也给茶文化的发展起着原动力的影响。光从陆羽《茶经》汇录的茶史人物来看，也几乎全是儒道释三家的代表人物。但在三家思想对茶文化的影响中，又以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并在茶文化体系建构中占主导地位，尤以柔静形成茶文化的主体思想特征。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极为复杂，社会问题急趋尖锐，难以解决，促使文化人开始从自己的思想上寻求自我完善和解脱。同时，程朱理学进一步发展，王阳明倡导“心学”，反释家禅宗与道家清静溶于儒学之中，形成新儒学，强调个人内心修养。茶文化的柔静思想恰好与这种推崇中庸沿简、崇尚平朴自然、提倡内敛喜平的时代思潮不谋而合。表现在对茶器具的追求上，紫砂器的自然古朴形象能够体现时代思潮与茶饮形式的融合。因此，大量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创作活动，推动了士人的购藏风尚，引导了紫砂技艺在艺术典雅情趣上的丰富与提高。

　　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制作活动，有着多种的形式，除了邀请我家艺匠特别制作外，大多文人是自己亲自设计外形，题刻书画，运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追求紫砂器的外在鉴赏价值。这样，也就使一些具有相当文化底蕴的艺匠同时成为制作紫砂精器的大家，象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陈鸿寿、杨彭年等都是兼具文人艺匠双重身份的紫砂制作大师。文人对紫创作的参与，同时促进了茶文化与文学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凑合附加，而是气血相容多方面的思想意识的交融。紫砂器外在形制的古朴典雅，凝着茶文化的深厚的自然气韵，文人在冲泡品饮的意境中寻求到了天地间神逸的心灵感受。

　　紫砂制作中的艺术化变革，不但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而且丰富了茶了精神的外延空间。中国茶文化本身追求朴拙高尚的人生态度，但唐宋时期繁琐的茶饮礼仪形式挤掉了茶人的精神思想，留下的只是茶被扭曲的程式形态，喝茶是在“行礼”，品茗是在“玩茶”。而紫砂器的风行，打掉了繁复的茶饮程式，一壶在手自泡自饮，文人在简单而朴实的品饮中，可以尽心发挥思想，体验紫砂自然的生命气息带给人的温和、敦厚、静穆、端庄、平淡、闲雅的精神韵律。

　　紫砂器的风行和推广，也带给壶艺以变革。自时大彬起，一反旧制，制作紫砂小壶。周高起《阳羡名壶系》说：“壶供真茶，正是新泉话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也在《茶笺》中对紫砂小壶的盛行趋势作了说明：“茶壶以陶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的精巧，带给人不光是茶的真味，而且融汇着天、地、人、茶的统一意念。

　　宜兴紫砂器，是绚丽的中国茶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发展的灿烂成果，也是华夏文化进步的综合结晶。它的创始与兴盛，即是茶文化历史演变的必然，同时也对茶艺形式、品位、情趣的提高有关极大的推动力。

　　紫砂器是中国茶文化的骄傲，它永远是中华民族茶文化史上闪烁光芒的灿烂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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