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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品之道可俗,可雅

摘要:茶空间,可俗,可雅。 嘈杂的勾栏茶肆,是市井的。僻远的荒村野店,是粗粝的。尽管文人高士们并不拒绝在其中喝一碗茶,但,茶仅仅只是满足解渴提神之生理需求的饮料,其利用之始,便是如此。 有别于茶的实用性,他们在茶事中融入了个性品味、价值取向、生

茶空间,可俗,可雅。

嘈杂的勾栏茶肆,是市井的。僻远的荒村野店,是粗粝的。尽管文人高士们并不拒绝在其中喝一碗茶,但,茶仅仅只是满足解渴提神之生理需求的饮料,其利用之始,便是如此。

有别于茶的实用性,他们在茶事中融入了个性品味、价值取向、生活态度及精神境界。茶,因此被赋予了灵魂与思想,有着人文的温度。

除了对茶、水、器、饮等方面设定评价标准外,他们还追求一种由外而内的“境”,即藉由外在空间环境的创造,在啜茗中陶冶性情,或抒发性灵,或参禅观照,实现内在精神境界的超越与升华。故明人朱权一语中的地道明了这一境界追求:“凡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世俗。”

既然,“内”境须借“外”境来实现,那么,“外”境该如何获得?

王仁湘说:“饮食佳境的获得,一在寻,二在造。寻自然之美,造铺设之美。天成也好,人工也罢,美是无处不在的,靠着寻觅和营造,便可获得最佳的饮食环境。”诚哉斯言!品茗佳境的获得亦不外乎“寻”与“造”而已,且自古早有成论。

追求:茶境意识

茶被中国人发现、利用后,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内,文人们并没有对茶给予太多美学的审视。茶,在他们的心目中,或许只是一种“非主流”的饮品或是防病祛疾的良药,他们似乎更乐于在一杯酒中抒怀寄情。

有唐一代,大江南北皆有植茶,茶日益流行,成为“比屋之饮”。文人们则左手茶碗,右手酒杯,在香茗醇酒中吟哦咏唱。尤其到了中唐,陆羽《茶经》的问世,开创了一套完整的茶叶生产技术与茶道美学体系。

尽管陆羽对茶空间着墨甚少,但这却是文人下意识地去创造茶境的先声。《茶经·九之略》中列举了五种饮茶“外境”:野寺山园,松间石上,瞰泉临涧,援藟跻点、引絙入洞,城邑之中、王公之门。同时,不同的境,茶器的拣择繁简亦有相应的标准。

陆羽的茶境意识非无源之水。茶境在唐人诗文中总是会有意或无意地论及,譬如,陆羽的湖州“朋友圈”。以《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为例,颜真卿、皎然、张荐、陆士修、崔万、李崿等六人月夜雅集,啜茶赏月,素瓷传静,皎洁的月光,清芬的茶香,涤尽了心尘。又如《喜义兴权明府自君山至,集陆处士青塘别业》,作为隐士茶仙陆羽的居所,青塘别业位于“身关白云多,门占春山尽”之地,且有竹、篱笆、钓溪,此境正是品茗佳处。

宋人在延续唐人趣味情致之同时,更注重境的营造,这从宋画中可见一斑。如赵佶《文会图》,雕栏、翠竹、碧树、垂柳、园石,营造出皇家园林之境。画面中心,是一张气派的茶桌,桌上美器佳馔铺陈,高朋围桌而坐,谈笑风生。目光往下平移,是一张相对简素的桌案,数位侍者茶童,正紧锣密鼓地备茶。他们的忙碌,同文士们的闲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成”,反映了造园者的审美旨趣与境界追求。赵佶将茶会置于这样一片华丽铺张的皇家园林中进行,不仅是山水情怀的表达,更深层的寓意是表达网尽天下英才的愿望。相比之下,刘松年《撵茶图》中的园林则俭省得多,仅是棕榈湖石而已。画中,人物亦有两组,亦是一闲一忙,一为读画清谈的文士僧侣,一为备茶的侍者。画作展现的是文人的雅趣闲情。

迨至明代,饮茶方式的嬗变,除了体现在茶具种类的增多之外,还体现在茶境意识的增强。朱权认为,泉石之间、松竹之下,皓月清风、明窗静牖,都是啜茶佳境,可“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许次纾更是详细地列举了24种宜饮茶的情境,如论场所的“儿辈斋馆”、“清幽寺观”等,论外境的

“小桥画舫”、“茂林修竹”等,论天气的“风日晴和”、“轻阴微雨”等等,更进一层的还有如“纸帐楮衾”、“名花琪树”等“良友”。此外,他还罗列了几种不宜饮茶的情境,如“大雨雪”、“阴室”、“酷热斋舍”等。

明人对境的要求还从景、物、事的安排扩展到人的选择。许次纾以饮时有“佳客小姬”为宜,以“粗童恶婢”、“野性人”为不宜。对于共品的茶侣,陆树声只选四种人,即“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轶世味者”。于此,许次纾亦有四条标准,即“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由是观之,明人对茶境的创造可谓是精益求精,甚至是事无巨细。这些,在今人看来,几乎无异于精神洁癖。但是,这确是明代文人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姿态。

寻觅:登山临水

山水,在文人的内心世界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可逸游,可揽胜,可静观,可归隐,可雅集,山水总是能成为一方心灵安顿的所在。在山水之中,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知此生,身心俱犷,饮啄自适,放恣形骸之外,盘礴溪山之间,俯仰无累于情”。(明·莫是龙《笔麈》)

于是,在古人的诗文中,茶事雅集常常是在山水间铺展开来。清风明月、竹林松间、溪畔石上,皆可寻来作为品茶理想的之境。吕温在《三月三日茶宴序》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文士雅集之雅境:“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字里行间,活色生香,尽是闲雅。

这样的场景,也多见于明人的绘画,如文征明《惠山茶会图》、《林榭煎茶图》,唐寅《事茗图》、《烹茶图》,仇英《松间煮茗图》等,皆被后世引为山水茶事的经典之作。

文士们挣脱了名缰利锁的羁绊,从庙堂投向山林的怀抱。与二三茶侣,于山水间幽坐,或汲泉煮茗,或染翰泼墨,或对弈调琴,或清言佛禅,把尘嚣烦扰都捐,直触灵魂的最深处,还原最真实的自我。

追求细节完美的许次纾,在登山临水时,还独创了一套饮茶装备,比起今天的旅行茶具来要繁复得多:“余欲特制游装,备诸器具,精茗名香,同行异室。茶罂一,注二,铫一,小瓯四,洗一,瓷合一,铜炉一,小面洗一,巾副之,附以香奁、小炉、香囊、匕箸,此为半肩。薄瓮贮水三十斤,为半肩足矣。”为了在山水中喝杯茶,特别准备了满满一挑子的器物,乐山乐水乐茶之心,不可不谓是至真至诚。

山林之境是天地的造化,自有四时之序的流转,如影随形的是景致之变,给品茗带来别样的心灵体验。黄龙德云:

“饮不以时为废兴,亦不以侯为可否,无往而不得其应。若明窗净几,花喷柳舒,饮于春也;凉亭水阁,松风萝月,饮于夏也:金风玉露,蕉畔桐荫,饮于秋也;暖合红垆,梅开雪积,饮于冬也。”(《茶说》)目今茶界颇有名气的“无上清凉云茶会”及许多茶友们热衷于参与的节气茶会,便是古风的再现。在季节的当令,诸友兴会雅集,布席于山水间,一啜一饮间,感受季节的轮换,畅叙幽情,观照内心。

营造:构一斗室

品茶之境,可寻,亦可造。

明以前,文人的茶空间似乎都不独立存在。从诗文、绘画来看,僧房禅院,草堂茅庐,亭台楼阁,别业庭园,书斋厅堂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发挥着茶空间的功能。尽管许多寺院中都设有“茶寮”这样的独立饮茶场所,但其只是满足僧众解渴、宗教仪轨之需,不可视为严格意义上具有审美功能的茶空间。

真正“专业化”文人茶空间的出现,是在明代,以陆树声《茶寮记》为标志。与其说《茶寮记》是一部茶书,不如说是一篇小品文,用今天的话说也至多是一条长微博。全文不过寥寥500字左右,但信息量却不小,包含了茶寮的设计布局、茶器的选择、事茶人员的安排及茶寮中烹茶啜茶的感悟。

茶寮的构筑及内部茶境的营造,是主人思想境界、艺术趣尚及生活姿态的具象化。或独烹独啜,或约朋邀友,在自己精心建构的茶寮中品茗,也同样可以获得超然世外、逍遥自在的山水情趣。然而,晚明的文震亨很讨巧,茶寮挨着山斋而建,山水与茶室,“鱼和熊掌”兼得。

若想获知详尽的茶寮室内“装修”方案,还得找许次纾,他考虑得非常周全:

小斋之外,别置茶寮。高燥明爽,勿令闭塞。壁边列置两炉,炉以小雪洞覆之。止开一面,用省灰尘腾散。寮前置一几,以顿茶注茶孟,为临时供具。别置一几,以顿他器。旁列一架,巾缆悬之,见用之时,即置房中。斟酌之后,旋加以盖,毋受尘污,使损水力。炭宜远置,勿令近炉,尤宜多办宿干易炽。炉少去壁,灰宜频扫。总之以慎火防燕,此为最急。

不过,较之“茶皇帝”乾隆的私人茶合,他的茶寮绝不算“高大上”。光是数量上,乾隆就睥睨史上和他一样嗜茶如命的宋徽宗,更不用说普通文人了。

乾隆的茶舍遍布各处行宫园囿,如“玉乳泉”、“清晖阁”、“清可轩”、清漪园“春风啜茗台”、静明园“竹炉山房”,香山静宜园“竹炉精舍”、香山碧云寺“试泉悦兴山房”,西苑“千尺雪”、“焙茶坞”,盘山静寄山庄“千尺雪”,热河避暑山庄“千尺雪”、“味甘书屋”等等。

他的私人茶舍集茶道、陶瓷、书画、园林、诗文等艺术之大成,早已不是当年明代文人所推崇的那种“小寮”“斗茶”,其数量之多,选址之佳,环境之美,营造之精,反映出乾隆独树一帜的茶道艺术品位和无人匹敌的帝王气象,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折射出了绚烂至极的末世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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