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人人都爱喝茶

　　如果你问我：“这鬼地方人的肚子都填不饱，怎么人人都爱喝茶?”

　　我告诉你：“一切缘于兰姐与梅姐当年的风姿。”

　　如果你问我：“你这家伙是什么时候养成了喝茶的恶习?”

　　我告诉你：“一切缘于艾家的泥形壶。”

　　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的滔滔洪流已接近尾声，我高中毕业，像大多数城市中学毕业生一样，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号召，踌躇满志，下乡插队。用当时伟大领袖的话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毛泽东)

　　在我下乡插队的那个村叫陈店，位于河南西部Y县。那地方干旱缺水，井很深，水绵甜，老乡们的日子很苦，常常以白水煮红薯充饥。但令人吃惊的是，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喝茶的习惯，这在当年算是一项顶奢侈的享受。当你或访贫问苦，或走门串户，民风纯朴的老乡定会把你请到上房屋，在那里，你可看到一张小桌，几个小凳。桌上准保摆着一把茶壶，或是洁白如玉，或是暗红如土，还有五个配套的茶杯。那茶杯很娇小，属于《红楼梦》中妙玉请宝玉、黛玉品茶那一类，而不属于大碗茶的类型，与乡亲们的海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时，一家之主在上首坐下，客人被让到主人右首入座，作陪的在左首与下首落座。于是，品茶的序幕便拉开了：壶中先是放入一些茶叶梗，然后冲入半壶开水，待浸泡三两分钟，再把水冲满。然后，五个茶杯分上、下、左、中、右规规矩矩摆开，张口以待。

　　过了一会儿，当主人说“倒茶”，坐在下首的人便拿起茶壶，只在正中间的杯子中倒上茶来，然后，放下茶壶，拿起中间的茶杯，打开茶壶盖子，把那一杯茶重又倒入的壶中。看你纳闷儿，主人便会煞有介事地说“回茶”，算是解释你心中的疑问。

　　当主人说“上茶”，坐在下首的人便重又拿起茶壶，在东南西北的四个杯子中倒上茶来，然后，放下茶壶。当你拿起茶杯，抿上一口，把杯子放下，主人定会吩咐道：“给客人添茶”。

　　实际上，坐在下首的人早已拿起了茶壶把你面前的杯子添满了。总之，你面前的杯子只要放下，茶水总会被添满，直到你说“喝好了”，直到你再也不动面前满满的一杯茶为止。

　　那阵子乡亲们的日子苦，买不起更多的茶叶，而大多用红茶梗冲茶。说来也怪，用陈店的水冲出的红茶梗汤，色如琥玻，香气浓郁，口味绵长，被乡亲们称为“老红汤”。

　　如果你客气地说：“茶真不赖。”主人的脸上定会放出光彩，生活的艰辛与岁月的风霜在脸上刻下的皱纹便舒展开来，然后他会真诚而谦恭地说：“不中，不中，人家艾老先生家的茶那才叫茶，那是泥形壶沏出来的茶。”说着，神情之中透露出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无论你到谁家，总是这同样的开头，一样的结尾，似乎整个村民都参加着一个庄严的圣典。于是，在这庄严的礼仪中，他们忘记了一天的疲劳，放逐了生活的艰辛，在这庄严的庆典中，他们的灵魂得以慰藉，精神得以安抚，在一个平等的层面、甚至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既谦虚、又极有尊严地同我们这些来自城里的人较量。

　　每当你置身于这种过于庄重又显得有些滑稽的气氛中，伴随着家家户户的屡屡茶香和艾老先生家泥形壶的神秘之力，你就会不知不觉受到感染，让你如同到了教堂一般，心灵便随着泥形壶沏茶的布道声慢慢升腾。

　　于是，艾老先生和他那把泥形壶便成了村子里的茶神，尽管大多数年轻人同我一样，从未见过泥形壶，从未喝过泥形壶沏出来的茶。

　　说起这个河南贫穷的村落来，最有文化的人家要数村东头的艾家，最为神秘的人家也要数艾家了。说到文化，并不是指艾老先生识文断字，当过教书先生，而是指由他带给这个河南贫困村子的茶文化;说到神秘，并不是指艾老先生的宅子院墙高筑，朱门紧闭，仍可见当年的气势，而是指艾家那把沏茶的、被村里人十分仰慕的“泥形壶”。

　　一村人都姓陈，惟有艾家除外，艾老先生一家是村里惟一的外来户。听村子里的老人们讲，艾家是民国二十八年(我算了一下，应该是1939年)跑老日时从东北迁来的。那天，艾老先生来时坐得是一挂马车，一匹驾辕的枣红马和两匹拉梢的骡子跃武扬威。赶车的是一长着络腮胡子的三十出头的汉子，有一身功夫的老沈。车上坐着艾老先生风姿绰绰的媳妇，二个虎头虎脑的后生，艾老先生的两个孩子，虎子和豹子，一个红木箱子。坐在车中央，戴着一副白边儿眼镜，身穿长袍马褂，怀里抱着一把“泥形壶”的，便是艾老先生。算来他那时还很年轻，三十五、六的年纪。

　　就这样，艾老先生在村里安了家，盖了十分气派的房子，置了几亩良田。老沈把那几亩地侍候得让村里人眼馋，他不仅是使唤牲口的行家里手，也是种田的好把式。而艾老先生则办了个学堂，收了几个富家子弟，教他们“四书”、“五经”与算盘，算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

　　四十年代初，鬼子进村，村里的老乡们牵牛拉羊，扛着粮食往山里跑，而艾老先生只拿了那把“泥形壶”，会拳脚功夫的老沈、虎子、豹子不离左右。这就更加增加了“泥形壶”的神秘性。我们下乡时，艾家的老沈已去世多年，但老沈是练家子，很有些大侠风范，村里关于老沈保护“泥形壶”，只身斗匪的传说绘声绘色，经久不衰。

　　抗战胜利后，艾老先生的视力衰退，辞了那几个学生，在家门前开了个杂货铺，卖些针线、烟酒什么的，还摆了个茶摊，供人歇息、唠嗑时饮用。但在当时，村里人还不大习惯那有些苦涩的茶水。

　　艾老先生乐善好施，人缘极佳，家境也算殷实，村里有不少人家看上了虎子和豹子，想把待出阁的姑娘嫁到艾家。于是，提亲的人便踏破了艾家的门坎，但一一被艾老先生婉言谢绝。据说艾家是旗人，祖上曾经是清朝的命臣。解放前夕，老沈领命回了东北，几个月后回来时，领着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姑娘。两人都穿着月白色的上衣，黑色的裙子，一身学生打扮。两个姑娘是双胞胎，姐姐叫兰，妹妹叫梅，也姓艾，一对如花似玉的美人坯子。两姐妹举止文雅，一看方知是大家闺秀。过了几天，举行了结婚典礼，兰成了虎子媳妇，梅成了豹子媳妇。

　　值此以后，艾家的茶馆人多了起来，人们打趣说，艾老先生在茶里放了两撮大烟土，让人渐渐上了瘾，说着中年汉子们便裂开口乐起来，还开上一些虎豹分不清兰梅什么的黄色玩笑，方知当年曾让他们心猿意马的一个是兰，一个是梅。据说村里的男人们去喝茶时，他们的媳妇们在家醋意大发。为了把自己丈夫直勾勾的视线从兰梅身上重新移到自己的家里，她们购置了茶具：“不是好喝茶吗，这回我看你还敢不敢像发情的狗往外跑。”

　　我们下乡插队时，已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了，艾虎与艾豹已到中年，但艾兰与艾梅看上去要年轻得多，依然可以让人联想她们当年的沉鱼落雁、避月羞花的容貌。

　　艾家是外来户，总是把自己的辈份摆的很低，我们插队时，随着村里人称虎子为“虎哥”，虎子媳妇为“兰姐”，称豹子为“豹哥”，豹子媳妇为“梅姐”。这样的辈份与称谓，拉近了艾家与村里人的距离，似乎兰梅姐妹就是本村的姑娘，由此也免去了兰姐与梅姐的许多麻烦。

　　在村里，老乡们的主食是玉米面和红薯(而虎豹兰梅确称之为苞米面和地瓜)，而家里白面的大部分则是用架子车拉到城里换回粗粮，留下来的一小部分，要么为了老人、小孩、坐月子的女人，要么是在婚丧嫁娶、过年过节时派用场。

　　我们下乡后，每人每年秋天都要分到千儿八百斤红薯，少不了用一大半同老乡们换白面，十斤换一斤，各得其所。每逢此时，村里人总要给你多称上几斤白面，交待你从城里回来时别忘了给他们捎上一斤茶叶。由此也知道了什么毛尖，云片，龙井，铁观音等等。当你从城里返乡，把茶叶给老乡们捎了回来，定会被留下来重又参加一次品茶仪式，末了，主人会吩咐他的孩子，送给艾老先生家一小撮茶叶，说道，“喂一喂泥形壶”，似乎“泥形壶”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吃奶孩子。仔细打听才知道，艾家的“泥形壶”一年四季都被茶叶“喂”着，常年累月的滋养，使得茶壶里长出了茶山，小得像绿豆，大得如花生，金贵得很。

　　说来惭愧，下乡几年，一直无缘与“泥形壶”相识，一直无缘跨进艾老先生的家门，一直无缘喝上泥形壶沏出来的茶。这真让人不甘。多少次从陈家门口走过，忍不住放慢脚步往里看，时常可看到一位两眼已失明的老人，坐在院子中，手里拿了一根长长的烟袋，唯独不见那令人仰慕的“泥形壶”。

　　当高考之风吹进了村里，我们知青无论文化程度好坏，大多投入了应考复习。由于对数、理、化的生疏，我选择了文科。一日，复习地理，看到陶都宜兴盛产用紫砂陶土烧制的茶壶，不觉把它与村子里的“泥形壶”联系了起来。我问知青组喜欢成语与文字的战友文山，“泥形壶”会不会是宜兴壶?我拿着地理复习材料翻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终于与我取得了共识。

　　文山是一个十分顶真的人，值此以后，他逢人便讲，“泥形壶”理当是宜兴壶，“泥形壶”理当是宜兴壶。但村里人对他的说法不仅不屑一顾，甚至有些气愤，似乎他冒犯了全村人顶礼膜拜的图腾。

　　一天傍晚，虎子、豹子兄弟来到了我们知青组。

　　虎子问：“谁说我们家的泥形壶不是泥形壶，是宜兴壶?”

　　他们弟兄俩一脸怒气，盯着文山。

　　文山知道闯了祸，闪烁其词地说：“书上说的，是我和夏河在书上看到的。”

　　虎子问：“到底是谁说的，我们家的泥形壶不是泥形壶，是宜兴壶?”

　　文山求助地看着我。

　　我只好提着胆子说：“虎子哥，这不管文山的事，是我在书上看到的。”边说边掏出两头一般粗的香烟来。

　　虎子生硬地推开了我递上去的烟，说到：“走，跟我们走。”

　　我说：“干吗?”

　　他说：“我爹让你去一趟。”

　　虎子、豹子从小跟着老沈习武，一身功夫，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跟他们走一遭。一路上，我的脑海里一会儿响起了老乡们家家户户的沏茶声，一会儿响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轰鸣声，搅得我惴惴不安。我跟在虎豹豺狼的后面，挺起胸来，向前走着，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味道，唯一可聊以自慰的是，兴许可一睹“泥形壶”的风采，兴许可喝上“泥形壶”沏出来的茶。

　　一路上，谁也再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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