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茶之名，最早见于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有“生福州、建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之语。建州位于福建北部，汉末设建安郡，唐、宋设建州府，辖建安、瓯宁、崇安、建阳、浦城、松溪、政和七县。因为当时建州所产茶并不著名，故唐人很少提及，陆亦不提“建安之品”。到了宋代，建茶成为一朝时尚，便常见之于诗文了。蔡襄《茶录》称之“建安之品”;赵佶《大观茶论》称之“建溪之贡”。而最早直接称“建茶”的，可能要数李虚已《建茶呈使君学士》一诗。由此可见，建茶，实际是以产地为名，泛指产于建州、建安一带的茶。又因建州境内有建溪流经，同时也指产于建溪一带的茶。

　　尽管如此，在不同历史时期，建茶的具体涵义还是有所不同。唐、宋时，建茶的生产中心在建州府治(今建瓯市)东郊的凤凰山。当时的茶，是一种压制成小茶饼的蒸青绿茶。工艺精致，产量极少，主要是进贡给皇帝，由皇帝分赐给宫廷大臣。由于这种小茶饼的外形往往印有龙凤图案，故称之为“龙凤团茶”。所以，那一时期的建茶，主要是这种茶。又由于五代闽国时，凤凰山茶园成为皇家御茶园，地理上位于闽国北部，称之“北苑”，所产茶便名为“北苑贡茶”。名虽不同，实际所指的也是“龙凤团茶”。到了元代，由于龙凤团茶的制作费时费工，冲泡又极繁琐，不为来自北方的元代统治者喜欢。再加因连年战乱，凤凰山茶园开始衰落，而与此同时，两百里外的武夷山所产茶开始为人所重，元代统治者便将御茶园移至武夷山。重心虽然变了，所生产的茶依然是紧压蒸青绿茶，仍叫“龙凤团茶”。由于武夷山在崇安县境内，位于建溪上游，疆域上仍属建州，所以，尽管其时已有“武夷茶”之称，一般人则仍然将武夷产茶当作建茶。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初，才发生较大改变。明王朝建立后，鉴于前朝教训，采取了一些减轻民赋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罢废武夷山御茶园，停止生产费时耗工的“龙凤团茶”。皇家一旦不再支持，龙凤团茶就没有了前途。自此后，包括武夷山在内的建溪一带茶园，全部改为生产散茶。初时学习安徽黄山的“松萝”制法生产绿茶，但是由于武夷山的特殊地理环境，所产散形绿茶没有优势，为了寻找出路，大约在明朝后期，武夷山茶农开始生产半发酵乌龙茶，于是一举成名。“武夷茶”成为特指名茶。这种情况，极大剌激了整个建溪流域的茶业，本已将近荒废的凤凰山茶园，也开始种植和生产乌龙茶。到清朝中后期，凤凰山所在的建瓯县所生产乌龙茶，在南洋劝业会以及巴拿马博览会上数次获奖，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可与武夷茶相抗。于是，建茶之名重新焕发光彩。只不过，此时的建茶，与历史上的建茶，已经有了许多不同的内容。

　　武夷岩茶产于福建崇安县。外形条索肥壮、紧结、匀整，带扭曲条形，俗称“蜻蜓头”，叶背起蛙皮状砂粒，俗称“蛤蟆背”，滋味醇厚回苦，润滑爽口，汤色橙黄，清澈艳丽，叶底匀亮，边缘朱红或起红点，中央叶肉黄绿色，叶脉浅黄色，耐泡在6-8次以上。

　　武夷茶被誉为茶中珍品，而大红袍却荣膺“茶王”称号，享至高之誉。在旧中国只有皇帝天子才可享用，以致派生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和故事。其中传得最广的要算《大红袍茶名的由来》。其故事梗概是：古时有一秀才晋京赶考，路过武夷山，因饱受风寒，腹涨如鼓，生命垂危。天心庙寺僧见状，立即将他抬回寺中，施以九龙窠岩壁所产的茶叶，果见奇效，不但很快恢复健康，而且还感到脑子特别清醒好用。大比之期，高中状元，不久，其回天心庙还愿谢恩时，又带回一些那次所喝的茶叶回京。当时京城惶慌不安，原来是皇后腹涨如鼓，疼痛不止，太医束手无策。状元壮着胆，向皇上陈言武夷茶之神功，皇后饮用后，肚痛即止，积食日消，沉疴祛除。龙颜大悦，命状元前往嘉赏。状元至九龙窠以红袍盖茶，顶礼膜拜。揭袍后，见茶树焕发红光，大红袍由此而得名。此传说不胫而走，大红袍身价日高，成了无价之宝。古今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以赞之。有的更传得神乎其神，说“七片大红袍能化掉一碗米饭”、“能治百病”的玄乎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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