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明州)自汉始已有饮茶。茶在汉时不仅作为一种饮料，而且已成为商品。但饮茶风尚之盛莫过于唐。唐代陆羽《茶经》一书，形容当时饮茶风之盛时说：“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
随着饮茶风尚的盛行，茶具就成为必不可缺的用具，这就有力地刺激了越州、明州瓷器茶具的生产。茶具，是指与泡饮茶时有关的专门器具。优质茶具能衬托茶汤的液色，保持浓郁的茶香，是领略品茗情趣不可少的条件。浙东地区古代茶具生产，一直以瓷质抖的茶具占主导地位，这与国内外闻名的越窑制瓷手工业发展紧密相关。大量考古资料表明，盏或碗配托盘，在东汉晚期和吴晋墓葬中出土的器皿可资作证。镇海区汉墓中出上的盘上置耳杯与碗，既是饮酒的器具，也是饮茶的用具。《晋书》记载了东晋桓温招待宾客，不多备酒菜，主要供的是茶果，使用的当是碗盘配套。到了南朝时，尤其是梁武帝时代的天监年间，宁绍地区的萧山、上虞、上林湖、宁波江北云湖等地设窑烧造茶具已十分精致，这些盏托实物的大量制作与出土，正反映了饮茶已成为人们一种嗜好。浙东作为盛产茶叶之地，盏托这种新式茶具也就应运而生。
南朝典型的茶具，是划莲花纹盏与托盘。从各地南朝窑中生产的盏有青釉和酱褐色(黑)釉两种，内刻五朵莲瓣纹，也有素面的。托具(托盘)内底划莲花纹，形似一朵盛开的荷花。托盘内底下凹，使用时盏放其中，凹底固定盏底，以免活动。
唐代盛行饮茶。士大夫、丈人之间，更以饮茶为韵事，不仅讲究茶叶的色香味和烹调方法，而且对茶具也十分重视。从全国来看，唐代六大名窑中越窑排在首位，所生产的茶具不但造型极美，而且釉色青翠晶莹，既是艺术珍品，又是极好的品茶茶具。陆羽《茶经》就曾对当时各地瓷窑的茶碗，作了细致的比较和许沦。他说：“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而已……”“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把越瓷碗(盏)列为第一。
越窑唐代茶具中的茶碗，典型的有两种。一种为敞口(直口)，斜直腹(弧腹)，玉壁底。此种茶碗与长沙窑晚唐生产的碗，造型一致，其碗内底刻写“茶碗(垸)”两字。当是一种理想的茶碗。第二种，为荷花碗(盏)，口作五缺，腹压五线，圈足外撇，造型似一朵开放的花朵。
托具(又称托子)，在越窑中生产很多，仅上林湖唐代窑址出土的托具，有两种。
第一种，托具由托台和盘组成。托具圆，口微微高出托面，大小一般与盏的圈足尺寸大小合适，托台置于托盘之中。盘宽沿，平底圈足。托面划对称菱形花纹，这种纹样与绍兴古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墓出上的碗和圆盒上的纹饰风格大致相同，因此可以知道它的相对年代。这类托具也有素面的。朴素大方的造型，配以青色釉更受人们欢喜。
第二种，盘中间不置托台，大小一般也与所用的盏(碗)圈足尺寸相一致。宽托沿，沿上分为四等卷成荷叶状，相对位置压印四条筋，浅腹矮圈足。造型秀丽，线条优美。这类盏托具，在宁波市和义路一带，唐大中二年文化层中出土的托具和荷花盏(碗)，可说明它们的相对年代。和义路出上的托具，釉色青翠滋润，托具作成卷荷叶，托沿腹壁压成四缺。上置一件敞口荷花式盏。全器宛如出水荷叶，托着怒放的荷花，“越瓯荷叶空”之句，生动地写出了荷花形的造型。因此，此器被列为国家的一级文物。
五代北宋时期，随着饮茶风俗的兴盛，越窑窑场生产茶具大增。东钱湖窑场，盏(碗)生产甚多。盏(盅)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直口，器身弧度大，盏心划花纹饰，圈足高而外卷，满釉，底中心微凹入。
第二种，直口，器身压成花瓣形，盏里刻划莲花纹；另一种稍浅，底部厚重，器里有划花纹饰。
第三种，此式盏大小皆有，制作精细，盏身刻划莲花瓣纹，圈足高而外卷，满釉。
托具，东钱湖、上林湖、上虞窑寺前窑场遗存中数量较多，按型式分有五种。
第一种，数量较多，托口成喇叭形，托盘较浅，圈足外撇。
第二种，托盘作花瓣形，托台浅，圈足微微外撇。
第三种，托盘口微敛，口以下微广到腹部内收与托盘底相连，托为浅腹碗形，圈足高而外撇，满釉。
第四种，托具托台平坦，中心划有卷枝花卉纹饰，托盏身刻莲花瓣一周。托沿宽，沿面划有花草10枝，折腰，圈足高而外撇，底心空，满釉。
第五种，由一个碟和一个复置的杯合成一体，其托台特别高，形态隽美。碟正中有一个圆孔，千折宽口沿作葵瓣式。复置的杯多刻莲瓣纹，或少数为莲瓣式。托台台面有的戳印莲子纹。此类在上虞窑寺前、上林湖特多。上述五式均以青、青绿色釉为多。
五种托具中第一、二、三种造型与上林湖五代古窑中出上物相同，也与东钱湖窑发掘的五代层中出上的托具完全相同，因此它们相对时代为五代。上述的盏与托具，从其出产的时代、造型、装饰艺术，可以清楚地看到浙东越窑茶具的演变历史。
通过浙东地区出土茶具的研究可以发现，越窑茶具的生产对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外传，越窑青瓷的发展乃至文学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唐宋时期的绝大多数丈人，不仅嗜茶，且多有咏茶诗传世。著名的诗人有李白、杜甫、卢仝、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内容涉及到名茶、煎茶、饮茶、名泉、茶具、采茶、造茶、茶园、茶功等。与越窑有关的也不少，如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施肩吾《蜀茶词》有“越碗初盛蜀茗新”之句。此类诗句不胜杖举，可见越窑青瓷茶的具成了诗人们的重要题材，并记于史册，传于后世，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珍贵的财富。
中国茶文化通过明州港外传日本，加强了宁波与日本人民的交往和友谊。
茶文化通过明州港外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州港的繁荣，也带动了越窑青瓷(包括茶具)的外销，促进了海上“茶叶之路”和“陶瓷之路”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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